閱讀世界、閱讀自己-梁文道與張大春的Men’s Talk暨梁文道《我執》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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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內容都是根據我的記憶和筆記而寫的,如果有錯誤,請糾正
    因為內容上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內在和層次上的關連性,可是化為文字不曉得為何就顯得有點跳tone,所以簡單分段。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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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在襁褓時就來到台灣,在台灣長大,現在電視上某位大胖子名嘴,還是他當年的老師。而他自己觀察,這些電視名嘴,倒也不會真的講什麼深入的東西,常常岔出許多旁支,由核心往外延伸,是純粹「來聽我喲喝」,而這些人的話語,又經常被許多口頭禪,一些廢話給佔據,例如:所謂、怎樣、譬如說、那個的──部分的──的部份……

  看到這些現象,會讓他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話語是整體的失落,思維也在失落,因為社會沒有思想家,沒有哲學家的緣故。大眾被這些牢騷給填充,只有同感,沒有滋潤,只有蕭瑟之感,而非感受到隧道那頭傳來的光。

  幸好我們還有寫作者,讓一本書、一篇文章、一句話,提供溫暖。詹宏志曾提到《我執》是追隨羅蘭.巴特《戀人絮語》,而他認為自己繼承了豐富的傳統,《我執》可以視為一本長篇散文,以日期作為分割,而他希望達到的,是滴水穿石的效果。表面對人所思考的問題,做最大的攻堅,但同時也對自己的思考攻堅,對自己語言攻堅。

我執
  他寫《我執》的原因很簡單,當時有份刊物快要倒掉了,於是找他朋友去當總編輯,他特別強調,請記住一件事,讓一份刊物會找上一個作家當總編的時候,它的壽命也不會多長了。他的朋友又找了他們這些人來當不給稿費的撰文者,梁文道他是8/1開始寫的,到了12月多朋友跟他說你不用寫了,言外之意就是刊物要倒了,所以不需要了。而專欄開始的時候,他實在不知道要寫什麼東西,朋友就跟他說,你就寫點感性的東西吧,於是他開始將自己發現的一些問題拿來寫。

  而他在講座的當天中午,有擔任經典
3.0帶領閱讀奧勒留的《沉思錄》(也很驚訝地發現這本書在台灣屬於長期絕版狀態),《沉思錄》談的有些議題,很散,感覺前面已經結束後,可是到後面又再度出現,變成一種「擺脫不了」的現象。而這和《我執》有點共鳴,《我執》也是若斷若續地寫下去,事實上,若不是專欄的停頓,他可以永遠地寫下去。而這本書在大陸出版的時候,他的感覺是有點怪,認識的我出現在這本書,和報紙上似乎有點差,又沒差。而寫這本書是充滿插曲的,是一種很細緻的寫作,如果不喜歡之前的論點,就予以推翻,以長度,做分日轉進的過程。

  張大春提到他對這本書的美術設計很棒,讓這本書給人一頁一頁翻下去的動力,害他在一天就看完了梁文道的半年了。他自己觀察到書中有些主題會重複徘徊出現,像記憶、挫折、愛情
(梁文道自己也有提到,他回頭看《我執》的時候,會發現,他怎麼對那些終身不結婚、不戀愛的人抱有極大興趣了,像是意識流的宗師,亨利詹姆斯),這讓他聯想起詩,有些詩會不斷地重複些詞句,有時候代表的意義是相同的,但又不一定一樣。

  
(對於對談的對象張大春,梁文道認為他是華文世界最好的讀書人,特別標註「沒有之一」XD)

  梁文道認為詩和散文的關係,其實沒有大家想得那麼遠,比方余光中,大家都會讚嘆他左手寫散文,右手寫詩,但轉念一想,那個中國古代文人不是這樣呢,能寫詩的,大多也會寫散文,從古典的淵源來看,詩和散文,是擁有必然的聯繫,只是現代這種關係逐漸陌生了。

  不只是中國,西方也是,如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歐洲中學的學生都還要學拉丁文,拉丁文是種古怪的語言,雖然大家都在學,可是德國人唸的拉丁文的發音,和英國人唸的絕對不同,他們雖然聽不懂對方在講什麼,可是看得懂。那時的拉丁文詩是很蓬勃發展的,因為學生都被指定要用拉丁文寫,他們是用寫詩來掌握語言的。甚至背文章背不好,老師還會叫你回去用詩去把這段文章的意思表達出來。我們
(華文)現代詩雖然是承自西方的,可是在翻譯的過程中無法兼顧韻腳,大家就誤以為現代詩可以很隨便,但其實西方人是很注重那種語言感的,意象和語言的重複,造就一種韻律,甚至旋律。而在亞洲比較不常見的一種行銷活動,就是新書朗讀會,作家會自己朗讀自己的新作品,在寫作班,老師也會要求學生站起來把自己的作品讀出來。也因此,他們一直沒漏掉聲音這一塊,而詩與文的連結也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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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曾嘗試去寫台灣沒有的評論,例如說馬評,而寫評論是種寫作的試煉,像他曾寫過股票的評論,不久就發現真的沒什麼好寫的,不是升了就是降了。寫評論又不是一般人眼中可以被認可的散文、雜文,是依附者,沒有系統。

  在散文中,「我」就等於真實,就像英文的「
true」,被翻譯為「真實」,他一直覺得這種翻法不是很正確。而評論更加需要負責任,不能虛構。文體問題常常就等於倫理問題,評論需要裝客觀,於是有些人在文中,甚至不用「我認為」,而是「我們認為」,似乎人多勢眾,更能表達客觀性。但是,散文為何不能虛構,像小說家、詩人,他們寫的小說和詩,不會有人把兩邊特別連在一起,可是散文家和散文間似乎絕對要有關係。我們常說某些作品具有自傳色彩,可是這個「自傳」要怎麼判別,你總不能說當一個作家筆下的人物,或者一些情節,和他自己的背景、生命、性格有些相似之處,就說它具有自傳性質吧?像侯孝賢《童年往事》,大家都說那是部自傳電影,可是說這話的人,又有多少人和侯孝賢很熟,真正聽過他說這電影是他的自傳。況且大家都很精明,不直接說是自傳,而是「擁有自傳色彩」,「色彩」這個詞出來又帶了一些濃淡比例上的問題,好像是說,這不是純粹的自傳,只是我認為可能是自傳,帶了一些無從判斷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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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常常看這些電視名嘴,會突然覺得,那些人和我何關,我幹麻要這麼在意他們的話。尤其是當他自己在家裡看到電視上的自己,會瞬間有種迷惘感,電視上的那個人是誰?是我嗎?他和我何關?網路上有個團體叫「我們討厭梁文道」,那些人專挑他在電視上的毛病,他其實不討厭他們,反覺得他們很可愛,因為他們那麼認真地去挑他每句話的言外之意,他們所指出的缺點,都讓他感到新奇,這是我嗎?我怎麼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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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時間有讀者問到,《我執》的開始是8/1,可是看內容會發現這比較像是一篇題解,感覺原來的文章似乎被抽換了。而且到了8/6〈樹猶如此〉這篇,感覺有點跳TONE,不曉得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梁文道回答,原來的專欄名稱是「秘學筆記」,
8/1那篇是為了出書,所以他回頭再看,定個題目而寫的。既然這本書的焦點都是我,一個人表達想到我的事,這種執念,不是「我執」,是什麼。

  他常常過度設喻說自己是位「稿匠」,其實只是想說自己是有紀律地寫作,因為在寫秘學筆記這個專欄的時候,同時也是他寫專欄最密集的時候,他平均每天有兩篇半的專欄文章要交。他記得有次自己剛寫好時事評論,又要針對一份山西人寫的王維研究做評論,休息一下,又寫起評論書畫的文章,後來又介紹一本科普書,又得介紹一本學者對晚明的想法,然後還剩下秘學筆記要寫。

  對他來說,休息,就只是換個主題再寫下去而已。

  他記得
8/6那篇文章,是因為剛好香港來了颱風,他看到那些麻雀,心有所感,就記錄下來。

  台下有讀者認為,現在的一些時事評論,感覺文字枯燥,很難得看到梁文道那樣文筆很棒的評論家,自己很欣賞。梁文道卻認為,他其實很佩服一些人所寫的時事評論觀點,而他
(讀者)所認為的語言空洞,可能是因為時事評論的傳統,在中國沒有發展地很久。在梁啟超的時候,那些刊載他的文章的報章雜誌都是以他的評論作賣點,可是在1949年之後,評論就消失了,反而是社論開始增加了。評論是由下而上,社論則是由上而下的傳達,是政府的傳播。而現在人在寫評論,他們不曉得要怎麼使用語言,所以有時候就會用到社論的語言去了,不過這種情況日後也會減少。

  而有位大陸中山大學的學生也來到現場,他對梁文道說,由於眾所皆知的原因,您原來要到我們學校的演講被取消了。那他想請問的是,剛剛提到的「我們討厭梁文道」那個小組,他自己也有在他們出沒的論壇出現,出於好奇,也有逛進去,那他自己很討厭裡面一些對語言暴力的濫用,不曉得梁文道先生對語言暴力的看法?

  梁文道說到,其實語言的暴力,他覺得不是出現在那些表面上很清楚的髒話、污衊詞彙,而是把一些原來不具備特別意義的辭彙,附加、塗抹上另一層涵義。比方說提問者自己用的一個詞「眾所皆知」,這在中山大學或許大家都知道,是一種暗示性的詞語,可是在台灣,知道的人都很少,那他要先解釋一下,因為
2009年他寫了一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紀念文章,那時候政府直接發函給當時他有受邀演講的大學,大概就是告知梁文道怎樣怎樣,學校應該堅決制止他進入學校等等。而這些詞彙,例如「眾所皆知」、「不可告人」,像是「陳水扁由於眾所皆知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被關入監獄」,就是一種有價值涵蘊的形容詞,這種語言的扭曲,不是表面的語言暴力,而是更深層地把單純的詞彙多了另一層色彩。

  比方說「極少數」和「大多數」,明明是單純的數量,可是在「以王丹為首的這些極少數的反抗份子的
......」和「以胡錦濤為首的政府高層所代表的大多數中國人民心聲......」就很顯然地見到其正面和負面的意思,他覺得,這種不常被注意到的語言使用的暴力,才是更深沉,更可怕的。

梁文道說台灣評論風氣
梁文道:台灣書市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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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下

梁文道是應邀在香港的《成報》專欄發表[秘學筆記]後來因稿債太多,請好友陳智德幫忙接手,陳智德另起專欄[抗世詩話]後來該報拖欠專欄作者群稿費太久,作者們發起罷寫運動,後來刊物關了,稿費也沒收到.

[秘學筆記]後來成為《我執》
[抗世詩話]後來也結集出書《抗世詩話》 
by p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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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回覆:
謝謝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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