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 星期二

那些街頭以外,狀似微小的其他:《壓不扁的玫瑰》新書發表會記錄與書本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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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本簡評


  記得初次翻閱楊翠《壓不扁的玫瑰》時,我是有些失望的。本以為會是一本純粹以母親立場,外加家族野史構築的專著,沒想到都是臉書批批踢可以看到的東西嘛!(對不起!但那真是我當下的心得Orz)然現在想起來,這樣帶著窺奇,帶著可以論述更多,或者期盼看到台灣近代社運發展史回顧的任性,或許就是這本《壓不扁的玫瑰》相對的侷限性與可能性。

  不是那麼確定全來自臉書,然那狀似熟悉的字裡行間,喚起的,是那段文字密集吸收的動亂經驗。出自擔憂,出自身為社會公民的責任感,看也看不完,看到快吐出來的每日瀏覽數萬字文章,閱讀一連串討論與回應,已成了二零一四年三月到五月間的回憶。儘管學運後,公民課仍透過一個個時事議題無預警開課,若噴泉般湧出的集體論述,也從初期的慌亂應對,到處之泰然地按讚儲存再細看筆記。然不得不說,那些日子(三月到五月),尚在調適的歷程,已成獨特、感官深刻(眼睛看得很疼),具有強烈情緒觸發的印記。


  我想,具有時效的當下情緒,是《壓不扁的玫瑰》不適宜以回顧之姿,或者用更客觀、更照顧普羅讀者的筆再次陳述的原因。那些日記般,充斥各種零星細節,有些可以說是具隔閡的,譬如非鄉民者,有多少人知道當時魏揚妹妹的戴口罩照片被廣為流傳,引發他自嘲彷彿媽媽的好基因都給妹妹去了,在壓力下惹人心疼的自我調侃。又或者當時網路又針對社運世家,流傳了那些粗率的讚揚批判論述,逼得楊家魏家不得不回應。那般極為貼近、也因而具備召喚經驗共鳴的書寫,是《壓不扁的玫瑰》的存在定位,卻也是我會憂慮或好奇,當時若是抽身事外,不那般清楚每日轉瞬即變的風向,或者不那麼關心,僅知個318、324詞彙的人,閱讀時是否會感到滯礙?被排出小圈圈外呢?說實在話,我就是好奇那個被母親副標騙去看,不那麼涉入學運者的非網路成癮者的父母們心得。

  也因這般的疑慮,起初我並沒有想購買本書的意念。一方面覺得大部分內容去年都看過了(笑),雖然網路文章回頭搜尋時有一定的困難或麻煩,此書就某一方面也把某些論述記敘收得很齊全,很精華,但仍近到暫且無急迫性。若非聆聽了後門咖啡舉辦的講座,也不會把晚點再買變成立刻買吧。

二、講座記錄

時間:2015/01/10 19:00-21:00 (18:30開放入場)
地點:後門咖啡
與談人:楊翠 X 利格拉樂・A-WU
主持人:林運鴻(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不知是有飲料低消的關係,出席者比想像中來得少,且成員多為活動參與者、關注者或老師的學生,瀰漫著一種小圈子的氣氛。台上有三人,負責穿針引線的主持人林運鴻,以及主角楊翠和利格拉樂・A-WU兩位寫作者,座談進行程序如下,主持人半感想半引言地提出詢問,再由兩位老師回應。每個題目都可作為不錯的短文標題,故以下以小標隔開。提醒一下,因為當初沒想過到底要用什麼形式記錄,所以前半部是以第三人稱轉述,之後又再現老師們的話語,紊亂不統一之處,請見諒。為了調順語句,可能有些不合講者原意的自我詮釋,也請見諒或指正。

蓬勃的出版風潮與定位

  開場時,後門咖啡執行企劃藍士博即說到,相對於野百合、農民運動的後續效應,三一八學運較為獨特的是有大量的出版物產生。若猞猁子《SUMMER VACATION》、黃謙賢《三一八暴民展》、朱宥勳等年輕作家輩的《暴民畫報:島國青年俱樂部》,皆是此波出版風潮下的產物。(更別提還有書市內忽然大放異彩的相關翻譯書目,譬如爆紅後成暢銷書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而《壓不扁的玫瑰》,在此潮流中,擔綱的,不單是社會運動的記錄,還有親子對話的功能,然坦言之,楊翠和魏貽君也不是什麼典型的父母就是了。魏揚所承擔的,不單是一般家庭內社運子弟常見的逃避溝通、欺騙撒謊,或不被體諒、支持的痛,而是其他。

第一次遭遇國家暴力

  主持人林運鴻提到,三月那時候,即便是像他自己的低度參與者(場外、非第一線),也依舊引起父母擔憂。而323、324的痛,未必親眼目睹,然透過那些身旁的朋友轉述,還是會引發疼痛、難過。那應該是我輩第一回目睹國家暴力,遭傷害的轉捩點。但看了楊翠老師的書頗為感動的,是她說的那句話,大意如下:「如果不是我的小孩為台灣做這些事,也是別的小孩為台灣做這些事。」

  楊翠說,1988年的520農民經驗,是她第三回見證國家暴力。儘管記憶會被遺忘,或者被體內的保護機制放掉,很多時刻仍是刻骨銘心的。她第一次遭遇國家暴力,是迂迴的,那時丈夫魏貽君仍是記者,(因某事件)相機被奪,底片被警察強制曝光,眼睛腫、來不得重配眼鏡便回家。第二次遭遇國家暴力,是1986年許信良回台,他們一群人去機場接機。大家當時都有個共識,讓女生站在前面,認定警方比較不會傷害女性。也都是心懷忐忑,不安焦慮,不曉得會發生什麼的。

  至於1988年,那時她懷著魏揚,魏貽君怕她懷孕出了事就糟了,要她在活動附近的銀行走廊等待,自己則入了當時抗議中心點的城中分局看狀況。她知道當時很可能會被強力鎮壓,但未料到親眼看到一群老阿公老阿嬤,正處噴水車的攻擊前方。還有阿嬤在被警方拖走時,哭喊著「我的包包還沒拿啦,我的包包還沒拿啦。」(台語)那樣真實的場面撼動了她。也逼得她待不住了,非得到城中分局去。途中,她看到一名壯漢頭破血流,白襯衫都被染紅了,她忍不住說:「你為何打他!」被警察抓住手,說:「你別亂說,你別亂說啊。」整個場景虛幻又真實。而那時,疑似警方集結的告密仔,以記者之姿如入無人之境,卻在當下選擇默不作聲。直到僵局在她和魏貽君的朋友發現後,連忙介入化解,並趕快告知魏貽君出來,不然楊翠就要衝進去了。

  也因經歷過那樣的事件,魏貽君在324那天,威權回來的那天,曾這樣說:「他(魏揚)不是被打就是被抓,或是被打又被抓。」

  (忍不住說:阿嬤在慌亂中還掛念著包包沒拿,或者警方強權逮住人,卻反駁著別亂說,以寫作者之眼,都是非常細節卻又如此真實地顯現出現實反應中的荒謬抽離,心態上毫無預備,口語動作跟不上情境的真)
  
  A-WU說:她第一次遭遇國家暴力,是抗議國家公園興立。美國的國家公園法,有分有人國家公園和無人國家公園,但台灣只有後者,也引起相當的居住權、生活權爭議。1990還是1991年時,她以記者身分探訪梅山部落,那時抗議的布農族和警察人數近乎是一比一,尤其布農族獵人看來較壯碩,所以警察格外緊張,場面有些好笑。那時,警察注意到手握相機的她,她第一回為保護底片而挨打。

  八八風災隔年,原住民也到了行政院前抗議,因為當時的特別條款對原住民不義,原民必須放棄在山上的地產屋子,才可以拿到永久屋。就像楊翠老師當時那樣,大家也都把女生推第一線,以為不會被打,所以棍子一下去時都驚呆了。而令人難受的是,第一線的鎮暴警察偏偏都是原住民,那是非常傷非常傷的。就若林運鴻所提到的323當天,也有原住民問原住民警察,你也是原住民,為什麼打原住民,對方轉頭就走,留下受傷的人繼續受傷。

社會譴責比暴力更強勁可怕

  楊翠坦承,被那麼多人指罵,確實是她五十二年走來頭一遭。「對人的相信,是我向來的信仰。」但那時......她只好慶幸當時自己用的還不是智慧型手機,等到魏揚保釋回來,才有時間上網收信、看臉書。那時她的信箱才兩天就湧入了兩百多封信,就連系上和東華大學都蒙受其害,研究助理被迫挨罵,又不能不接電話。且有時信件的題目也會騙人,來了封「同樣也是母親的信」,結果內容全都是斥責,她當時還回信過去,希望能溝通,後來發現對方繼續罵,五個月後還繼續寫來。

  人很奇怪,明知道自己沒有錯,卻不敢抬頭。人在台北時,因為被記者包圍過,上過新聞,感覺長相都被人記住了,回到花蓮才鬆一口氣,沒有那種被看的感覺。她只知道自己想說完蛋了!那自己這個外圍的配角都這樣,那被外界認定是首謀的魏揚出來,要如何行走在路上。只是,兒子似乎已經無法去想了。可能332、324當天,他現場看到的,遠遠超過這些。她不是兒子,無法替他代言,但魏揚有說過,他那時一直和參與者沙盤推演,練習怎樣被抬走,沒想到是被打的,那種沒有幫上忙的......她認為,可能已凌駕被關注、被罵的痛。

  A-WU:老一派的鄒族人,會認為阿里山沒有被建設,都是高一生害的。高一生一家後來是移民到日本去的。有些時候,運動造成的傷害,是後來才發酵的,甚至可能超越了當下的痛感。

當媒體用最好的設備,卻去汙衊最無辜的人,談媒體工作者

  楊翠:要談到媒體,可能要回到1988年農民運動。那時場上有兩種媒體,一種是晃晃就走的某些報社,另一種是即便肋骨被揣到斷掉,仍堅持要口述,見證到最後的記者。(那記者當時只想說,一定要把它說出來,知道身體很痛,但沒想到痛到如此嚴重)她還記得,那時有個記者,一直在場上晃來晃去,卻在她與警察起衝突之時剛好消失。那時她對警察說:「我懷孕著,那個孩子的名字叫作魏揚。」她和警察發生爭執時是六點半,幸好時間還早,再晚點,可能就沒有他了。

  媒體的場域,有不同的定位:好與不好。而個別的記者,也可被檢驗。她覺得,八零年代解嚴左右的媒體,比起現在更有自省力量。現在的媒體,即便民視,她也覺得只好還好而已。有商業考量的媒體不是正常的,因為商業就等於政治暴力的介入。這次學運後,她總在想個人媒體或公民媒體的見證力量,每回活動,都看到那一小根的器材(自拍神器?),架著、伸長著手機或攝影機,在拍攝直播,小眾是有力量的,如果沒力量的話,講白話點,國民黨這次九合一大選不會輸得那麼慘。

  A-WU不認為有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是友善的、好的。即便是原住民公共媒體系統,也有很多弊病。原民台的媒體資源不是來自商業,而是官方,沒了商業考量,卻有政治介入。就若公視無裁員自主權一般,原民台甚至連入電視台的受訪者名單都被掌握著,且國民兩黨都要求原民台作平衡報導,還會比較雙方出現的比例,一不平衡就被叫去檢討。(這點客家台比原民台好一點)更慘的是,她認為無原住民意識者產生的傷害,遠比一般媒體來得可怕,有時她看原民台,會忍不住問:你是誰啊?各種光怪陸奇的報導出現,卻又因出自「原住民立場」而傷害更劇。

  林運鴻則補充,有時媒體的定位也很怪異,向壹電視、蘋果,學運期間幾乎成了所謂有良心的唯一代表。可是我們又不能否認它對私領域公領域的不分,對性少數族群的不友善。更別提中時了,從以前的有風骨的媒體,成了旺旺集團、中國方的傳聲筒。要怎樣不以單一面向去看待媒體,真的頗困難。

文學在政治上的消失

  作為一個中文所的博士,林運鴻提到《壓不扁的玫瑰》自然是本文學性很好的政治散文。而他自己觀察到,以前的文學,像張大春啊、朱天心,都會提及國族議題,但這二十年來,文學越發風花雪月,和政治也越發疏離。

  楊翠老師回應,她認為文學和政治之所以有關係,是因為關懷的是同一群人,所以那並非兩條平行線,你是寫文學的,怎麼可能沒看到他們呢?你怎麼可以允許自己漠視呢?文學處理的,絕不是健康的、愉快的東西,那是當權者想要的文學。沙特曾說過「介入文學」,意即,你只要說話,你就介入了,展現了你的思想位置和意識型態。以此角度而觀,人不可能扮演客觀者,自認客觀中立的,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偽客觀者,不會自省的人。沙特也說過「言說就是一種行動介入」。所以必須真誠地承認自己和政治有關。

  而文學的力量,亦是反抗的力量一環。那和街頭力量有時是等同的。但文學的力量有點難丈量,它特出的點是延展性、感染性和(難以預知的)跨時性。她現在很懷念九零年代時,眾位作家起身搶救蘇建和我們可能意識型態、統獨信仰都不同,但可以因同一種人道關懷而站在一塊。(說到統獨議題,她忍不住自爆,上一場差點和藍博洲吵了起來,他很憂慮,像現在大家都在臉書上PO「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獨。」他們這些統派要怎麼辦?)

  也因相信文學的力量,她一度被說服要深入敵營,感化異教徒,也就是跑去中時開專欄啦。不過那時剛好爆發蔡其達被中時資遣事件,大家都忙著表態,她也因此和邀稿的編輯寫信婉拒了。

  A-WU說,自己的書寫向來跟政治有關,那時因她的身分,原住民後代,外省人後代。她曾和人討論過,為何原住民參政者的比例,並未因原民在文學場域的進駐而有所變動。九零年代,她曾和瓦歷斯諾幹提出第三條路,也就是除了體制內的介入、體制外的抗議,以文學作運動。但未若平地運動,可以累積一場場論述,原民運動總是止於運動,於是無疾而終。

走入體制,走入馴養的牢籠

  林運鴻提到,健全的社會,應有健全的公共論述系統。九零年代的知識份子,有強烈的文學信仰,但現在呢?文學為何在政治社會退場了?為何沒有了?

  楊翠先從脈絡來談,如今我們自然會說九零年代是美好的,但請注意一下,它共時性的擁有了非常好的東西,卻也開始了庸俗化、工具化、商品化的道路。九零年代時她曾在社區大學教書,她的學生可以異質到連和兒子孫子搶不贏電視的阿嬤,以及純粹想戒菸(上課個一小時總不能隨便出去抽菸吧)的阿公都來了,而她對這群人講性別意識和女性主義!而在同時,地方文學獎也迎來了百花綻放,各地四起的景況。八零年代是衝撞的,人們未面對到分配的問題。九零年代則是開端,轉變的開端。

  2000年,成大台文系的出現,是一個指標。台文系所的成立,可以視為收編的開端,323、324時,她很訝異地發現很多九零年代衝鋒陷陣的同事,並沒有站出來說話。一旦文學進入體制後,就容易照著規則走,而台文所面對的自卑和自傲又偏偏比其他系所矛盾,格外想在體制規則內贏人。所以會陷入「本所所有老師都有國科!」的媚俗化,以及審查制度的牢籠中。而五年五百億開始算點數後更慘。而就她自己的觀察,這些年對通俗研究的東西越來越多,不是不好,而是這些軟性的東西如何長成反威權、反體制的力量?

  A-WU:原住民文化看起來這幾年光景很好,我們不是從九族霹哩啪啦熱熱鬧鬧就變成十六族了嗎?但是,這也不過是外表繁華罷了。原住民運動最大的問題在於,當年走上街頭的人成了今日的官員,他們知道如何化解新一代的反抗者(誰叫你們沒更新系統),如何轉移你要的焦點,甚至引發內部廝殺。(十六族比起九族自然是更容易意見分裂)這些作為使現在的運動者沒有餘力進行一場更具動搖性,更有籌碼的活動。更遑論建立一套原住民文學文化的公共軟實力。我們可以說民間仍是有生命力的,像都蘭、東海岸是做得不錯,但那僅限於內部。

  楊翠補充,2000年後,政府表面看似挹注了很多預算、經費,但那都是一種馴化,那讓創作者和研究者成了廠商,不斷地核銷計畫,做很多形式的東西,陷入困頓疲憊,也消磨掉了活力。於是近來開始有人思考,我如果不拿經費怎麼辦?有沒有其他作法?

  A-WU說,所以還是要回歸吳明益所言的「不靠行」。台灣年輕人要做到不靠行,才不會被玩死。

公共書寫與家族傳承

  楊翠坦承,自己有段時間是很討厭「楊逵的孫女」這個身分的。少女時期,她只覺得阿公看起來很寒酸,穿著總是那一件,在家裡時不太會意識到窮這回事,但每到外頭就會認知到。而等到阿公忽然變成「偉大的楊逵」,她又不適應。她也很討厭「楊逵的孫女」影響到外人對她的寫作,不是認為她寫得好是應該的,就是那種繼承遺志的讚賞。於是,她是在悖離與回歸的過程中,才明白想要甩掉的,是寶藏。而轉捩點,是阿公的過世,她人生的痛,是自認「我害他無法回東海花園」。人能辨識自身及安頓自我時,才意識到很多來不及或來得及。而回頭省視後,她不得不承認自己和父母的疏離。像1995年,母親精神病發作後,她才發覺到:我都教了那麼多年的性別,現在才意識到母親原來被迫舔拭那麼多痛苦──父親(母親的父親)被帶走,如今孫子被帶走。

  A-WU:對我來說,父母是陰影、暗影。我原來是有些厭惡原住民母親的,討厭她害我被歧視,於是在認同上是依附外省人父親的,但在他於白色恐怖被抓走、被稱作匪諜後,我發現他原來也不可憑恃。我猜自己會那麼早入婚姻,也是極力想擺脫原生家庭,想找到新定位。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才發現自己和原生家庭是斷不了關係的。直到現在,我猜測我都還在找安頓自己的位子。過去十五年,我寫母親,她比較好追溯。而如今我想寫父親,卻發現他既熟悉又陌生,他的根在中國,但已經斷掉,白色恐怖又造成他的缺席與欠缺資料。書寫是療癒傷口,也是拼湊自身完整性,縫補那些事前未想到的傷口。

從中央到邊緣,從邊緣到中央

  楊翠:我的地緣發展上,確實是從中央(台北)慢慢步入地方(中部、東部)。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夫妻倆從《自立晚報》辭職時,被社長叫去罵一頓,說:「你們不是有孩子(要養)嗎?理想是不能當飯吃的!」這回學運,我也會感覺到某種運動成本的差異。東華的學生也有很關心的,但相對於台北地區學生可能捷運公車就到,他們要負擔的交通成本、時間成本,乃至住宿問題,都再再提醒了參與度的困難。而參與度少,造就疏離,東華的許多老師可以體諒學生,要他們交份心得就放過了,也有些老師選擇不放鬆標準。但是,從這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到──「主流在台北,但非主流也在台北。」(例如抗議場都是在台北較有效果)這自然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運動空間權力展演,卻也訴說著某種困境,非主流地區的人,要如何處理、介入運動,如何不在重重困難下失去熱情?

  A-WU:我剛好和楊翠相反,是從邊緣走到中央的,現在住在新北市。也因這層因素,我必須說,很多時候,你以為看電視、報紙、網路和廣播,就不會漏掉什麼訊息了吧?但是,當部落不存在這些訊息的服務,該怎麼辦?我現在和一群朋友,會固定查詢立法院公報,把資料傳回部落,但即便處於權力中心,你會發現也不見得被看到。我們能做的,只是作為一個資訊蒐集者,傳回原鄉,這是個大工程,很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認為無論主流非主流,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施力點。

Q&A精要

  A-WU:關於原住民入監察院不受重視一事。我想另外聊聊當時我中原大學的學生,他們起初自稱「大學生」,而非「原住民大學生」。但當他們發現有人在善導寺三號還是六號出口辦讀書會談論原住民議題,並聽到了今日的服貿就若當年漢人對原住民所為,也是服貿。就開始意識到原住民大學生身分,而出現分歧。但他們自己講不清楚內心的動搖,有人會害怕自己是不是支持漢人而離開,又或者基於我也是台灣人的概念下繼續留下來。這都是對自身位置和正當性的懷疑。我覺得,弄懂、釐清脈絡,才懂自我定位,以及行為是否應該持續。要做好功課,才可安身立命。

  楊翠:我常遭遇質疑,你都不擔心你兒子嗎?你也太不像媽了?但我會啊,我當然擔心。魏揚是多麼令我擔心的一個人。但是我排行第一憂慮的,其實還是談戀愛,那是更不穩定的,萬一那天他失戀了,也是會成績下滑、行為失序的,當然也不是以失戀作為前提(笑)。而是談戀愛也同樣有風險的,不穩定的,但我沒辦法阻止他說,所以你就別談了吧。

  楊翠:對書市寒冬的回應。冬眠時,仍能安頓、裝備自己。

三、講座Q&A感想

  Q&A其實有點類似心得與分享大會。有人以黑島青戰友身分,代魏揚向媽媽轉達謝意,和勞煩操心的感恩。並分享自身不受家人支持的處境,期望能以壓不扁的玫瑰為契機,讓父母讀一讀,改變想法。也有人表達身處偏鄉(或不那麼偏鄉),書市的景況寒涼,生活類當道,連一般文學書都難賣了,何況這些更硬的書?也有人提及政治時事和教育之途,國中老師要怎樣面對課程選擇上的政治介入痕跡,怎樣避免被貼上政治狂熱標籤?(好啦就是我啦,我的作法是大聊特聊審查制度,和講恐怖或熱血故事)也有原民身分之於服貿等等。

  因為場子小,我覺得現場瀰漫的是某種焦慮感。一種尚待釐清,可以做什麼,或者更可以做什麼的焦慮?既然已經深入到會參與這種發表會,自然渴望能在平常做得更多。所以我自己會很喜歡楊翠和A-WU老師提及的,安頓自身,找到自己的施力點。以往我會覺得療癒啊、釐清、分析人生定位與自我處境,太過渾沌乃至個人,但如今漸漸感覺到其重要性了。連自己都在迷惘的人,萬萬不可拖著別人跟著一塊迷惘啊。這也是我對國文本科教育茫然之所在,教師的職責真的比想像中沉重,有良心和有教學能力是兩回事,有自我省察能力,和能安頓好課程又是另一回事。忍不住又拉回自身,可說是這講座的要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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